中国人凡事都讲规矩。在中国人看来，规矩就是礼仪，规矩就是制度，规矩就是法律。“立规矩”、“懂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方式。 ...
中国人凡事都讲规矩。在中国人看来，规矩就是礼仪，规矩就是制度，规矩就是法律。“立规矩”、“懂规矩”、“讲规矩”、“守规矩”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和骨髓，成为中国人立身处世、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方式。
《吕氏春秋·自知》云：“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
规矩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准则；规矩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责任；规矩是一种纪律，也是一种公共道德。
规矩在中国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无论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无论达官贵胄，还是贩夫走卒，三教九流，百行百业，各有各的门道，各有各的规矩。
就比如：祭祀有祭祀的规矩，拜神有拜神的规矩；婚丧有婚丧的规矩，酒桌有酒桌的规矩；官场有官场的规矩，职场有职场的规矩；做官有做官的规矩，经商有经商的规矩；文化圈有文化圈的规矩，生意圈有生意圈的规矩。
《史记·礼书》云：“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意思是说，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虽然千差万别，迥然有别，但是规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需要所有人严格遵守各自的规矩，规矩用仁义道德来进行思想上的引导，用刑罚制度来进行行为上的约束，才能使各项政策得以贯彻实施，各项制度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儒家经典之一的《春秋》，是孔子为中华文化道德精神传承立下的规矩。南宋大儒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也。”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混乱时代，“《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这个本，就是人人都应遵守的礼制、规矩。
西汉大儒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
汉末之后，关帝成为《春秋》思想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春秋》思想明是非、知善恶、寓褒贬、序名位、正顺逆的伦理道德观念，在关帝崇拜、关帝文化的民俗信仰中得以贯穿和普行。
嘉峪关《祈雨》碑碑文记载云：“积珍等虽处边陲，久沐圣化，草薄从忠，循分守义，岁时伏腊，……尤念关西夫子义胆光明，英姿卓荦，登斯堂者，其刚大之气，凛凛在目，尊崇之意自有勃然而不可遏者。”“每逢圣诞之辰，先期戒事，凡我同仁咸集行礼。三献礼毕，然后命庖人设酒醴，耆老扶仗，弟子执爵，尽一日之欢，笃数世之谊。”
嘉峪关虽地处边陲，但民众深深折服于关帝“义胆光明，英姿卓荦”的英雄刚大之气，对关帝的尊崇之意“勃然而不可遏”，所以更能够自觉遵行关帝教化，崇尚忠义，安分守己，每逢关帝庙会、朔望及庆祝之期，民众和睦相处，团结一心，演剧献牲，敬拜关帝，成为稳定社会结构，推行儒家伦理教化，规范公共道德行为的积极推动力量。
陕西古铜官县高坪村有块清代光绪年间刻立的“创建关帝庙记碑”碑文云：“盖闻大义昭垂，百世仰景行之慕；精忠巍焕，千秋钦俎豆之香。芳名著于当时，祀奠隆于百世。朝廷崇礼，既建庙貌于国都；闾里报功，亦立祠宇于乡曲。如汉关夫子者，君臣义在三代以上；弟兄情胜一体之亲。庄容炳若日星，浩气塞乎宇宙。名垂不朽，功著无前。一席桃园，易朋友而兄弟；半生荆楚，奋忠勇为明神。”“惟有帝君人咸望之而起敬。孰不畏威而敢蒙邪念，孰不怀德而勿舒诚心。是帝君能正人心术而感人至切者也。”
关帝的精神品格不只是“芳名著于当时”，其“君臣义”、“兄弟情”、“浩然之气”也为民间社会所钦佩和尊敬，成为民间社会正人心厚风俗的道德基石，鼓舞民众尽忠尽义，“闾里报功，亦立祠宇于乡曲”，引导民众迁善去恶，将儒家道德思想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关帝深谙《春秋》褒善惩恶的思想主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其精神品格为世人所传扬和歌颂，将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四维八德等伦理道德思想普及为人人崇尚的传统美德和人人都要遵循的道义、规矩，让中华民族尊重礼义、遵循规矩、遵守道德的优良传统得以延续。
